劉長林
語言的背後是思維，但各民族的思維並不完全一樣，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語言文字是按照民族的思維方式創造的。它適應並加強民族的思維方式。思維方式以思維的普遍功能為基礎，同時又顯示出思維的特殊取向。語言文字與思維方式相互映照，故研究二者的關係，會深化對這兩個方面的瞭解。
一、“言不盡意”說的由來
語言表達思維，是思維藉以運行的一種工具，文字則記錄和整理語言。因此，語言文字和思維關係密切，二者相互影響，相互適應，相互推進。以往，人們大多只注意到語言和思維在發展水準上的匹配，而未能細心觀察思維方式對語言文字的影響。事實上，語言形態與思維方式的應和，對於研究和理解語言文字的性質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說，有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就會有什麼特色的語言。
漢民族以及與漢民族文化有深層淵源關係的少數民族，傳統的思維方式以意象思維為主。意象思維不排斥抽象思維，而把抽象思維作為意象思維的輔助。意象思維的根本特點在於，在認識和評判外界事物時，以時間屬性為主，空間屬性為輔，以時間屬性統攝空間屬性。
時間一維，不可分割。意象思維以時間為本位，故其所應對的主要是渾然整體的物“象”。所謂“渾然整體”，不要理解為認識上的混沌樸素，它強調的是以事物自然而然地變動着的狀態為對象。這樣的狀態或物“象”保留着事物的原本的豐富性，也就是事物自然呈現出來的複雜性、變易性和隨機性。可見意象思維將關注點放在事物自然流動着的現象層面，體察象之易，把握象之道，欣賞象之美。而自然流動着的“象”是時間的最好體現。
意象思維與抽象思維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它不對現象作定格、分割和抽取，而是要儘量保持現象的整體性、豐富性和流動性。它不是要到現象的背後去尋找穩定性和規律，而是要在現象的自身之中找到穩定性和規律。它也對事物進行概括，發現事物的普遍性，但始終不離開現象層面。概括的結果，仍以“象”的形式出現。因此，意象思維的運行及其結果，必須能夠對現象的豐富和變易有所容納和估量。
思維須借助語言表達。口頭語言由聲音符號組成，聲音符號表達約定的概念和概念之間的聯繫。文字則是以書寫符號記錄聲音符號，將口語變為書面語。我們知道，任何性質的符號和概念，都不可能與它們所代表的事物相等同。當人們無論以什麼樣的語言表達和考量某一事物之時，事實上他們已經將對象從自然流動着的渾然整體狀態中摘取出來，割斷了原有事物之間的聯繫，停止了事物本來的運動，減弱了事物自然狀態下的豐富性。
語言和概念的天然局限對每一個民族每一種文化都存在，但是由於漢民族主以意象思維，特別關注事物的整體和流動，關注內心的情意和體驗，因而對語言和概念的天然局限非常敏感。天地之間，色彩紛呈、充滿變數的萬物之“象”，人們心中各種深沉細膩、交織錯綜的情和意，到底能不能通過語言表達，這個疑問很早就被中國先哲作為重大的學術問題提了出來。
關於語言究竟能不能溝通主客，語言的局限性如何克服和彌補的大討論，在中國古代延續了兩千餘年，這就是極具中國特色的著名的“言意之辯”。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對言意關係發表了多種不同看法，主流傾向是否定言能完全達意。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辯若訥。”（《老子》第1、56、45章）認為“言”難以傳遞深層之知，尤其是“道”。莊子更進一步說：“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故“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之《天道》《外物》篇）。莊子認為，語言的目的在於達意，而一切“意”都與宇宙整體關聯，順隨大化流行，是活生生的，千絲萬縷的，語言不能盡傳。故聽者不可滯於言，而須以心去體會其“意”。
孔子對於言的溝通作用也有保留。“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一次孔子表示自己不想再言語，子貢忙問：“老師若不說話，那我們這些學生還怎麼接受教育傳播知識呢？”孔子答：“天說話了嗎？四時周而復始，萬物生生不已，天說話了嗎？”這段對話含義頗深，其中也包含了孔子對“言”的態度。在他看來，許多知識和教化並不需要或不可能由語言來傳達。天從未言語，它默默地運行生化，卻用行為和物象把許多深刻的道理告訴我們，感化我們，我們應當善於行與受“不言之教”（老子）。可見，“言”不是傳遞信息的唯一通道，而有些信息又完全不能或不能完全借助“言”傳遞。
孔子的這一思想在《易傳》中得到更為明確的表述。《系辭上》寫道：“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這段傳文就言意關係而言，最重要的是三句話：“言不盡意”，“立象盡意”，“鼓之舞之以盡神”。
“言不盡意”是說，語言可以部分地表達思想、道理和情狀，但不能做到完全和透徹。《易傳》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將“立象盡意”和“系辭盡言”結合起來。“立象盡意”，就是以視覺的“象”符號來表述“意”。但光“立象”還有欠缺，還需要在“象”之後附以文字的說明，作為補充。《易傳》用“盡神”來表示信息傳遞的最高目標，也就是“盡意”的最高境界。
何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說卦》〉“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系辭上》）這幾句話集中了《易傳》對“神”的界說。神是指萬物在自然狀態下的無窮運變及規律。這些運變精妙而無止限，有道而無常定。可見所謂“盡神”，就是要把握和表述自然變易之中的現象和現象自身的規律。
《易傳》所說的“立象盡意”之“象”，是指六十四卦象，“系辭盡言”是指卦交辭。它認為《易經》之象數辭合為一體，如能正確運用，則可“盡利”“盡神”。雖然《易傳》具體所指是《易經》六十四卦，但它同時也確立了“立象盡意”結合“系辭盡言”的認識路線和傳播原則。漢語言文字的走向正與這一路線和原則相應合。
二、漢語的兩大特長
在意象思維的驅動下，先秦及後世學者普遍對語言的功效不滿。這種不滿，是一種理論的自覺。事實上，在自然地形成語言和文字的過程中，漢民族就是依循意象思維的需要而進行創造，並使之逐漸成熟起來。
意象思維關注的對象主要是自然的流動着的現象，這樣的對象具有複雜、至變和隨機的特點。漢民族語言作為符號系統為指代這樣的對象，其意指方式即能指系統與所指系統的關係，最終形成了以下兩大特長。
1．以簡馭繁
指代對象“至頤”“至動”（《系辭上》〉，所要表達的信息和所形成的概念必定繁複、多變而數量巨大，作為“能指”的符號卻不宜任隨所指的蔓延而濫行增加，一是發音的口型有限，一是符號過多不便於記憶、表述和思考。漢語系統與意象思維相適應，其要素和結構相對簡單，表達和指代的能力卻很強，即以易簡之能指，駕馭繁複之所指。“以簡馭繁”，不可視為一種簡單的技巧，它實為思維應對世界的現象層面，應對事物的複雜性、豐富性和無窮變化所不可缺少。
2．顯隱相成
意象思維特別留意時間，時間的連續使事物具有潛在和展開兩個層面，既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的內外聯繫，同時又隱藏着多種變化的可能性。思維的局限使語言根本不可能對這種外顯內隱的全部情況作出完整的揭示和描述。但是意象思維意識到事物在時間過程中普遍存在這種複雜的顯隱關係，為了適應這種情況，漢語系統在演進過程中使意指關係也具有顯和隱兩個層面，形成了顯隱相成、一顯多隱的特性。
“顯”是指能指對所指的表達。漢語完全能夠做到表達的確定性，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是單一的，封閉的，即一個能指系統只能作一種解釋，不會出現歧義，否則就不能起到應有的傳播作用。“隱”是說，能指在確定地表達所指的同時，還潛藏着許多其他的信息。這些信息儘管不屬於所指的範圍，但卻能夠引發相關的合理的聯想和想像，以推進對指代對象或其他相關對象更為豐富的瞭解和感受。在這個意義上，漢語系統的意指關係又是開放的。
漢語屬於孤立語，語素是音節。在古代漢語裏，絕大多數的詞由一個音節來代表。現代漢語中複音詞大增，但是每一個音節都有自己的獨立意義，可以獨立使用（外來語除外）。尤其重要的是，每一個音節所代表的意義很多，即每一個能指可以表達多個所指，每一個語音符號可以指代多種客體對象。以音節為語言的最小的獨立單位，而每一音節又有能力代表很多意義，這二者是漢語的根本特徵。堅持拼音語言優越論的人們，曾將此二者視為漢語的最大麻煩，因為正是由於一音多義使漢字難於拼音化。然而恰恰是此二者使漢語的意指方式能夠以簡馭繁，一顯多隱。
據統計，1999年版的《辭海》，共收單字（不計簡體字和已不通用之異體字）16192個，字頭及其下所列詞目（包括普通詞語和百科詞語）共122835條。而所有這些單字和詞目的語音表達，歸屬於1352個音節。照《辭海》算，每個音節平均有近12個同音字，構成詞目近91條。而每個字又大多不止一個含義，假定平均每字有三個意義，那麼每個普節平均表達約36個意思。而由這些音節所組成的詞，很多也不止一個含義。推算起來，平均每個音節組成詞以後所表達的意思就更多了。
漢語語音系統之所以僅用一千三百多個音節，就能夠表達天地萬物，應對人類知識的飛速膨脹，而每個音節包含多個意義又不會造成混亂，這種能力與漢語的構詞和造句方法是分不開的。
綜觀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形態，可以看出，漢語的形成和發展始終貫穿着“和實生物”的原則。“和實生物”為西周末史伯正式提出（《國語·鄭語》），但這一思想原則卻從很早就一直運用於漢語的生長過程之中。
“和實生物”，簡要地說，就是由不同的要素按一定法則發生“和”的作用，則會產生新物。這裏重要的是建立適當的“和”的關係。建立了合適的關係，就能創造出合於需要的新事物、新品性。“和”的實質是形成良好的整體，使整體高於、優於局部。漢語的構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據了這一原理。
前面提到，漢語語素是音節，古漢語在多數情況下，一個詞由一個音節構成。隨着人們知識的增加，社會生活日益複雜，原來的詞不夠用了，需要擴大辭彙量。怎麼辦？按一定口型法則發出的音節是有限的，每一音節約定的所指可以增加，但不能沒有限度，因為賦予的意義過多，將造成混亂。漢語採用的辦法是將單音節詞變為複合音節詞。挑選適當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組合到一起，就產生了新詞。於是，在原有音節的基礎上，新詞新意可無限地增加起來。
新詞的新意，同樣要約定，但是構成新詞的原有音節，本具獨立意義，可以獨立使用，所以在約定新詞之新意時，會與構成音節之本義保持某種聯繫。構成音節之本義將在新詞中延續下來，發揮適當作用。這樣的新詞構成法與客觀世界的發展過程，在原則上是一致的。事實上，任何新事物都不會憑空產生而必對舊事物有所繼承。漢語的新詞正是體現了這種時間的連續性。可見，漢語新詞之新意不是純粹靠約定，不是全新的賦予，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由組詞的音節所帶來，受構詞音節之本義制約。因此，漢語新詞的意指關係不是完全任意的。
在此需要補充說明，漢語單音節所代表的多個意義之間，大多也保持某種關聯和制約關係。而且，有些音節最初約定意義時，即含有模仿指代事物之聲音的成分。因此，漢語語音符號系統與屈折語的一個重大不同在於，屈折語的語音符號的意指方式，從根本上說是約定的、任意的，而漢語語音符號的意指方式，不單純是約定的，裏面含有動機性的成分，其主要來自漢語特殊的結構。而且從作為語素的音節、單音節詞，到現代漢語的複合音節詞、片語、短語，以至整個語句，由於在詞源上存在着多方面的關聯和連續，從而使漢語聲音符號系統本身成為一個有多層內在聯繫的有機整體。其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存在着一定的映照關係。正是由詞源關係帶來的這種多層整體性，使漢語的意指方式在確定性之外，還具有開放性，有利於接收者依據所指內容做合理的外推、聯想和想像。這對於體認事物和現象的豐富性、變動性會產生促進和啟示作用。
但是語言的功能與藝術不同。藝術的編碼不嚴格，約定性弱，主要依靠形象表達，因而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釋。藝術的效果在於審美，語言的功能則是傳真，漢語當然也不例外。故語言首先要求自己有能力通過編碼，將信息準確無誤地傳遞給接收者，而不發生歧義。至於以語言為藝術手段的文學，它必須以準確的語言表達為前提，在準確表達的基礎上施行藝術層面的創造。
漢語語言符號兼具約定和類比雙重屬性。從其具有開放的特點來看，它和藝術編碼有某種類似。藝術不僅給人美的享受和陶冶，而且其編碼的開放性還會提高人的智慧，使欣賞者的思想變得敏銳靈活。漢語符號系統的開放性也會產生同樣的作用。漢語作為語言符號與藝術編碼的區別在於，藝術只是局部編碼，開放性就存在於編碼之中，從而留出了自由想像的關係域;而漢語是完全編碼，能指與所指的關係被鎖定，開放性僅存在於編碼之外。因此，漢語意指方式的開放性不影響確定性。
那麼，漢語符號系統如何保證意指關係的確定性呢？首先，漢語符號系統（包括語音和文字）雖兼具約定和類比兩重性，但以約定為准，象形類比和漢語的整體性聯繫只起輔助作用。信息的傳遞最終按約定進行，這就保證了意指關係的確定性、無歧義性。其次，“和實生物”之“和”不僅創生新物，同時也約制新物。新物不是隨意產生的，它受到“和”的關係的規定。有什麼樣的“和”的關係，就會形成什麼樣的“和”的結果。
漢語的合成詞由雙音節或多音節組合而成。每個音節大都有多種意義，但它們在合成詞的整體關係中受到了制約，使它們具有的多種意義，一般只有一種呈顯性，發揮作用，其餘則呈隱性，成為合成詞的潛蘊。漢語中單音節詞以及合成詞所具有的多種意義，則依靠它們在語句中的關係和句法來做選擇，以決定隱和顯。
漢語之音、義、詞的衍生關係和由此形成的整體性、意指關係的非約定成分，使漢語語言符號的表現性比一般屈折語強。依據符號學法則，符號的表現性越強，其編碼性就越弱。漢語符號系統正是這樣。其語言符號表現性強，其語法則相對簡化，僅憑詞序和虛詞就大體解決了，而詞形幾乎不變，古漢語中的詞尤其穩定。編碼簡化，卻不妨礙傳遞各類複雜信息，這是漢語系統以簡馭繁的又一體現。
漢語語言符號表現性強，除了上述之外，還出自語言符號在語法上的多功能。漢語的實詞，如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大多可以相互轉換，尤其動詞最為活躍，幾乎所有實詞都可當作動詞使用。而古漢語的虛詞，也有相當一部分由實詞虛化而來，在意義上則還保存着某種聯繫。漢語語言符號之所以能夠多功能，原因之一在於漢語以音節為語素，在構成句子時，簡潔靈活，以致漢語中的性、數、格、時、體等語法意義，大多可以通過修飾成分、補充成分來完成，而基本不需要形態變化。所以，漢語語法主要表現為詞序和虛詞。在古漢語中，一些實詞轉化為虛詞，也是由其在句子中的位置來決定。可見，漢語的編碼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語言符號的次序，這也應視為“和”的關係的作用。
綜上，漢語結構的根本特徵在於語素為音節，一音多義多用，使充分利用“和”的原理組織詞語，提高漢語系統的整體性成為可能。“以簡馭繁”和“一顯多隱”的性能則由此而生。
三、漢字對漢語的補足和加強
漢字作為書寫符號，記錄的是漢語的音節，但從漢字的構造和功能來看，系以象示意，應確切地稱其為“象意文字”。“象意”者，“立象盡意”是也。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當其邁入文明的門檻，都毫無例外地採用過象形文字。可是後來隨着生產和文化的發展，許多民族放棄了象形文字，而改用音素文字即拼音文字。西方各國無不如此。而古老東方漢民族的文字，雖然幾千年來歷經字體和結構上的諸般變化，卻始終與“象”為伴，而由象形演進為象意。
20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微型電腦的普遍使用，漢字的電腦處理明顯優於拼音文字，方致長達百餘年的“漢字落後論”愔然。於是人們開始更為理性平實地思考：為什麼創造了燦爛文明、以日新為德的漢民族，非要固守象意文字，而沒有走拼音化的道路？作為象意文字的漢字，是否有其特殊的認識價值？要回答這兩個問題，首先應當明瞭，漢字是適應漢語的文字。漢字的特性源於漢語，源于意象思維，同時又加強了漢語，有助於意象思維。
東漢許慎歸納漢字之造字法則為“六書”：一日指事，二日象形，三曰形聲，四日會意，五日轉注，六曰假借。惟前四項與漢字字形結構有關。正如許慎所論：“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說文解字·敘》）清人段玉裁注：“‘依類象形’，謂指事、象形二者也。指事亦所以象形也。”“‘形聲相益’，謂形聲、會意二者也。有形則必有聲，聲與形相附為形聲，形與形相附為會意。其後，為倉頡以後也。倉頡有指事、象形二者而己，其後文與文相合而為形聲，為會意，謂之字。如《易》，本只八卦，卦與卦相重而得六十四卦也。孳者，汲汲生也。人及鳥生子曰乳。浸，猶漸也。字者，乳也。”
許慎之論基本上說明了漢字創生和繁衍的邏輯過程。其中包括三個要點：一是以象意為本。從根本上說，指事、象形、會意以及形聲皆屬於象意。二是附益孳生。將初始所創之獨體字作字元，依需“相合”，生出新字，會意、形聲屬之。三是借音。形聲以字元借音，“假借”則是將同音的整個字借用。
指事、會意之字屬以象示意，很容易理解。那麼，為什麼這裏所說的“象形”也屬“象意”，要與遠古時代的象形文字加以區分呢？遠古時代的象形文字，其本質特徵是儘量類比原物的形體，是純粹外觀形象的描畫。而當漢字趨近成熟，由於意象思維的制導，人們的關注已由事物之“形”轉換為事物之“神”，從美學的角度說，漢字的構圖則由表現“形似”上升為表現“氣韻”。所謂“神”，就是意象思維所把握的現象層面的本質：所謂“氣韻”，則是中國審美所尋找的生命動態之美。歐陽修說：“古畫畫意不畫形。”（《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六《盤車圖》）這一取向同樣體現在漢字的演進過程中。所謂“神”和“氣韻”就是“意”，“意”存在於形象之中，是以“象”的形式呈現出來的事物的本質。許慎所說“象形”，作為造字之法，雖然是指對事物形象的描摹，但已着重在象之“意”，而不在體之“形”。仔細揣摩甲骨文、金文中的象形字，其“象意”之旨是十分明顯的。
據統計，形聲字至遲到宋代就已占到漢字中的百分之九十。其實，形聲字也不離象意。因為，形聲字的一半為意符，一半為聲符。意符這一半是以象表意，而聲符的一半，原本也屬象意。且在漢語中大多一音多義，故作為聲符的這一半，也常同時起某種程度的表意作用。另外，聲符這一半還表達了聲音之“象”，起着以聲象表意的作用。所以，形聲字完全是象意文字，即使假借也往往與象意有關。
從上可見，漢字的形成與漢語聲音符號的形成有相同之處，就是二者都儘量以自己的方式類比指代對象，然後再依“和實生物”的法則進行繁衍。因此，漢字系統就其構造形式也是一個有內在意義性聯繫的有機整體。由於視覺形象遠比聲音形象有更強的表現力，蘊涵的信息量更大，漢字又兼音與義，故漢字符號系統的內在整體性聯繫要比漢語語音系統更加緊密，更加深厚，其意指方式也更具動機性和非任意性。
因此，漢字的出現大大增強了漢語的表現性和編碼能力。這表現在：
1．漢字增強了漢語系統的分辨力。漢語一音多義，從語音上是無法分辨的，只能靠組詞和詞序確認。而書寫則可同音異字，一目了然。口語同音時，也可道出其字，以別其義。
2．一些語音無法表示的語法關係，可由漢字表示，如詞尾加“的”為形容詞作定語，加“地”為副詞作狀語，第三人稱用“他”、“她”、“它”則能區分指代的性別、性質，等等。
3．聲音語言屬於時間性表現和編碼，文字語言為時空混合性表現和編碼。但是拼音文字基本沒有表意性，其空間性表現和編碼與聲音語言的時間性表現和編碼一一對應，即書寫與讀音相一致，故其空間性表現和編碼的獨立效果不明顯，實際上仍然主要靠時間性表現和編碼發揮作用。漢字則不同。漢字的視覺表現和編碼與聲音表現和編碼是兩套系統。空間形象與讀音沒有對應關係。而兩套表現和編碼系統的差別越大，其相互補充的能力越高。再有，漢字結構的變化要比一般拼音文字字母結構的變化多，故漢字空間表現的效果很強，其佈局向四方展開，視覺辨別要容易，以致有時讀不出音，卻能立時看出其意來。
漢字的象意功能，具有增強漢語符號系統整體表現性和編碼能力的雙重意義。因此，漢字與漢語相結合，在高度準確傳遞信息的同時，更能引發接收者廣闊多樣的聯想和想像，使“一顯多隱”的性能，提到一個更高的域境。
漢語以音節為最小的音義結合體，與此相應，一個漢字對應一個音節，就是說，以表達音節為最小的書寫單位。所以漢字在漢語系統中，像漢語音節一樣，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和多功能性，即以文字形式自由地表示單音詞、合成詞、詞組、短語及變換詞性，等等。雖然為了區分一音多義和加強表意，創造了同音異義字，使漢字字數多於漢語音節數，但是所有文字仍由原有的音節統率，不僅並不繁亂，而且以其生動易解的視覺形象令同音異義輕鬆辨析，所以漢字系統實際上大大提高了漢語以簡馭繁的功能。眾所周知，目前常用的漢字不過三千九百個左右，借助它們，學術研究、科技發明、社會生活、文學創作等各個領域的信息活動，皆可自由進行了。
還須看到，漢語合成詞的創造，不光是音節的組合，還與漢字的選擇密不可分。因為漢字不僅表音，而且區別同音異義。所以合成詞最終要落定在漢字的組合上。故漢語中的詞，實在是音與字的統一體，而不是光憑發音來確定，也就是說，視覺形象即空間表現在完滿的漢語表達中，是不可缺少的。正是由於漢字的參與，漢語依“和實生物”原理創造新的詞、詞組、短語的能力進一步提升。而通過合成與變換要素之間“和”的關係來衍生新物，是從有限走向無限的根本規律。因而，漢字在增強漢語創造新詞能力的同時，也就提高了漢語應對文明高速發展的本領。
漢字符號系統以其兼有聲音表現和象意表現的特性，還使漢語中新詞與舊詞，同類詞與非同類詞的聯繫更趨密切、深化、多樣，故漢字使漢語語言系統的整體性達到空前水準。而整體性為其構成要素具有多功能性和靈活應用提供了可能。一音多義多用，一字多義多用，正是依靠整體結構的制約和發揚才得以實現並秩序井然。
系統科學表明，整體性的水準越高，其構成要素的多功能性和靈活性就會越強：其構成要素的多功能性和靈活性越強，系統的整體水準也就越高。構成要素多功能和靈活應用的程度，是系統效能的重要標度。比如生物胚胎細胞在分裂和形成組織器官的過程中，就顯示了多功能和靈活性的優越。一開始，受精卵細胞是一個全能細胞。它能夠通過分裂而形成機體所需之各種類型的細胞。而經若干次分裂後的細胞，其發育的可能性也並不固定，而是根據需要來決定。如果發育過程受到干擾，它們可以隨着與其他細胞關係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角色，朝着新的方向分化，以保證胚胎的整體發育。最新的研究表明，骨髓中的幹細胞不光能製造血液細胞，製造硬骨、軟骨和脂肪，它們還可以超越原來的能力，“化身”為各種組織的細胞，如骨路肌、心肌、神經細胞以及肝臟、腎臟等細胞，可說具備了近乎全能性的能力。
分子生物學揭示，生物機體的發育及完成，受遺傳基因控制。這無疑是一個極端複雜的過程。然而所有生物，包括人的遺傳基因僅由64個密碼子構成。每個密碼子又不過是四種堿基的三聯體。這64個密碼子的不同排列和按一定程式開啟或關閉，最終完成了胚胎發育並維繫機體的生存。可以看出，這一過程充分體現了以簡馭繁和高效率，而其訣竅之一正在於其構成要素（四種堿基，64個密碼子）的多功能和靈活應用。
生物胚胎發育和漢語言文字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事件，但是它們都有構成要素多功能和靈活應用的機制，從而都達到以簡馭繁和高效能。一音多義多用，一字多義多用，這一特點使漢語的音素、詞素、語素和語法簡單，而漢語言文字系統的高水準的整體性，又使一音多義多用，一字多義多用得以實行，順暢無阻。其結果是音節和漢字的總量有限，卻足以夠用，而且潛能無限。從有限中尋找無限，正是中國系統思維的特長。而其中，“六書”漢字的特殊象意性以及漢字對漢語的巧妙適應，發揮了巨大的保證和提升作用。
如此看來，漢字絕不僅僅是對漢語語音的書面記錄。漢字視覺表現和編碼與漢語聲音表現和編碼相結合，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也才真正滿足了意象思維對語言符號系統的需求。對於漢字的巨大功效，古人深有覺察。《淮南子·泰族訓》說：“倉頡之始作書，以辨治百官，領理萬物。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肯定漢字不僅便於信息的準確傳播、貯存和記憶，而且有益於人的智慧和思考，使發展生產、治理國家成為可能。《淮南子·本經訓》甚至寫道：“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將漢字的發明，視作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如此誇張，並非偶然。
拼音語言以二十幾個音素，構成整個語言系統，當然也帶有以簡馭繁的性質，但是與漢語言文字有很大差別。
一般拼音語言由音素組合成詞，無論單音節詞（少數）、多音節詞（多數）都直接由音素組合而成。孤立的音素沒有意義，詞方有意義，再由詞組成語句，表達完整的意思。此種語言系統可以視作三級結構──音素、詞、語句。漢語由音素拼成音節，音素沒有意義，可是音節有確定的意義。詞則由一個音節或兩個以上的音節組成，就是說，漢語的詞是由有意義的音節組成，而不是直接由音素組成。所以，漢語至少是四級結構，其內部自由變化的關係域要比三級結構大，其整體性能也就更高更強。
拼音語言的詞直接由音素組成，故新詞的產生必定要求新的音素組合，其讀音和書寫自然也是新的，為以前所沒有，只是音素和字母是本有的。而音素基本沒有意義，所以新詞的意義完全或基本上靠新的約定。這樣，與舊詞則難於保持足夠多的聯繫。而依靠詞根、詞幹、詞尾的適當保留和變換來構成新詞，詞義擴展的空間畢竟有限。即使這樣，新詞的詞義也常常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新的約定。這就使得整個語言系統的歷史連續性和整體關聯性相對薄弱。應用這樣的語言系統，字母和發音簡單，容易掌握，以其為組建要素，也可以構造無限複雜多樣的新詞新語，但是從字母和發音，卻不能過渡到對新詞新語的理解，也難於從這一些詞過渡到另一些詞。這就大大降低了語言符號系統在傳播和認知上以簡馭繁的能力，從而必將加重使用者學習和記憶新詞的負擔。在信息爆炸的時代，英、俄、法等文字的字典逐年快速加厚，就是明證。
漢語以有意義的音節為構建的基本單位。新詞的產生靠挑選原有的在意義上相關的漢字（音節）加以組合就成了。從漢字（音節）的組合關係來說，是新的，但其讀音和書寫是原有的，而且新詞的意義，在語音和書寫上可以顯示出與其他詞的某些關聯，只是新創的意義需要約定。此種創造新詞的方式，使漢語符號系統在表現形式上記錄下文明發展的歷程。因而其自身既是一個空間整體，又是一個時間整體。這種整體聯繫，顯然會使人們理解和記憶新詞變得容易。
漢語以音節為最小單位，而音節要比音素數量多，況且有同音異義現象，這看起來有點麻煩。
但是由於漢語系統特殊的時空整體性和漢字的象意性，能同時調動人的聽覺和視覺，將記憶和理解、智慧和審美、現代和歷史貫通，因而學習漢語漢字如果得法，實際並不困難，還能使學習者在德、智、美等多方面受益。
拼音文字只表音不象意，能指和所指的關係完全靠編碼約定，靠規整細密的語法。所以，拼音文字的意指方式可以做到嚴格準確，但卻不能像漢語言文字那樣，營造出“一顯多隱”的效果。
必須看到，一顯多隱，在鎖定的意指關係之外作合理的聯想、想像、回味，對於意象思維絕不是可有可無。它是對“言不盡意”這一缺陷的適當補足，是對捕捉現象層面規律以“鼓舞盡神”的有力輔助。它是意象思維的產物，又涵養和助長意象思維。複雜、至變、隨機是現象的本性，當我們表達它、認定它時，當然只能指出它在某一時刻的確然狀態，但是對它原本的豐富性和複雜多變的“野性”，又必須隨時有所估量，不可忽視。漢語漢字的“一顯多隱”，正是對這一需要的適應。
（選自《漢字文化》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