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萬菁
（一）
構詞，對語文教學而言，是無法回避的一個重要環節。為什麼有的詞語比較容易教，學起來也比較方便，而有的詞語卻是隨學隨忘，甚至學了也不大會用？這當中除了語文水準及教學環境等因素外，可能與構詞本身出現的語素加減律不無關係。限于篇幅，本文只論華文或漢語的問題。
“語素加減律”，是筆者提出的一個概念，用以概括構成詞兒的語素變化規律。筆者發現，如果把漢語詞語中的語素分析出來，或加或減，重新予以排列、組合，大體能夠看出詞與詞之間的微妙關係，也可以間接說明“詞”與“非詞”的實貭意義。只要我們把構詞理解為可辨認的係統，那麼，“語素加減律”的探討，就能解決不少糾葛紛紜的情況，以簡馭繁，使我們更準確地判別詞語的使用誤差，為學生開拓視野，擴大詞匯量。
（二）
既為“加減律”，就不必斤斤于固定或預設的結果，換言之，某一語素在某一詞語中是否維持不變，並不是絶對化的組合。至于隨着語素的加減以致從單音節改為雙音節或多音節，也有可能，而且反之亦然。
試舉“語言”一詞為例。在語素加減律的運作下，如果減去其中一個語素，則可能變為單音節的“語”或“言”。只要是只減不加，那麼，所剩的語素就構成了單音節的“語”或“言”。這樣的詞兒仍是詞兒，但在現代漢語中極少用到，反而是在古漢語中時可見及。倘若對“語言”一詞的語素只加不減，而加的語素是在詞語的後邊，那麼，就要看加的語素是什麼了。加“學”則成“語言學”；加“課”則成“語言課”。要是加“人”，則成“語言人”，或有爭議，但“語言人”一詞也能使用，但不多見。近年出版的譯作《語言人：論語言學對人文科學的貢獻》（海然熱著，張祖建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書名即用“語言人”三個字。這是一本譯 自Claude HagFge 著的法作《L’HOMMEDEPAROLES》。按一般語境，用語者不會用“語言人”這樣的構詞。然而，這裏的確使用了“語言人”一詞。如果這樣的構詞可以接受，與此相類的係列詞語都值得注意。只要依語素加減律，把“語”和“言”減去，另加其他語素，則成“音樂人”、“播音人”、“寫作人”、“電影人”、“文化人”、“讀書人”等，不一而足。接下來的問題，是哪些詞可用，那些詞不可用？是不是“畫家”或“畫匠”必須改稱“繪畫人”？強行使用並無不可，但過度扭曲或生硬地對語素加加減減、減減加加，其實對現有的構詞已經造成“挑戰”。“語言人”的說法不大像漢語，但不得已而用之，久了也可能普遍化起來。最重要的恐怕是分辨出“語言人”與現行同等用語的區別。如果根本找不出“同等”或“同義”、“等義”抑或“近義”的用詞，那就只好接受“語言人”的構詞方式。
至于依語素加減律而變出同為雙音節詞語的情形，以“語言”一詞為例，可作說明如下：
1.語言：語＋言﹝兩個語素：“語”加“言”﹞
2.假設減去“言”，加入“文”，則成“語文”。
3.假設減去“文”，加入“病”，則成“語病”。
4.假設減去“語”，加入“文”，則成“文病”。
5.假設減去“病”，加入“學”，則成“文學”。
餘可類推。在加加減減的程式內，也許有的語素無法與另一語素相容，以致排斥，于是構不成詞，這時恐怕就會出現“非詞”的情況。如：
6.把“文學”詞裏的“學”減去，加入“口”，成為“文口”，卻不是一個可用的詞語。雖然“文具”、“文人”、“文化”、“文憑”、“文教”、“文風”、“文法”、“文筆”、“文告”、“文本”、 “文集”、“文檔”、“文句”、“文科”、“文理”、“文明”、“文辭”、“文言”、“文官”、“文豪”等都是通用的詞語，但“文口”的語素組合比較怪兀，語焉不詳，的確不是一個現行的詞語。至少，目前“文口”這一個方式並未得到認可。當然，如果僅僅視之為音譯詞。則無法說得準。假設當下的確有近似“文口”一詞的某類語音，以之記錄成詞，不計字面的意義，則什麼詞兒也可能存在。比如當前流行語中的“粉絲”，音譯自“fans”，指歌迷、影迷、偶像迷等，根本不能從字面去解釋。
儘管如此，音譯詞中的語素成分依然存有加減的可能性。所不同的，是這類語素一般屬于不可分割的單純詞語素。這也就是說，一個詞只有一個語素，但音節則多寡不一。如舊稱的“安士”（ounce），今作“盎司”，語素中的用字前後各異，儼然是兩個詞語。其實，從語素的加減律考察，不難瞭解其實那只不過是減去原先的語素，加入另外的語素。由于語素成分更易，于是詞形頓變。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一些外來詞，可以發現其相關的語素一改再改，改到最後，如果能夠比較固定地使用某些語素，則有關的詞語便漸漸不再更動；否則，勢必継續變易，無法確定詞形。比如說“霍亂”（cholera）這一病名，舊稱“虎力拉”或“虎列拉”，乃音譯詞，語素中的用字並無絶對的制約。直到轉為音譯詞，改稱“霍亂”後，其語素方能穩定下來。現階段對于“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的用語未趨一致，也可以用構詞中的語素加減律來解釋。此病近年肆虐全球，為害甚劇，英文原名是“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中文除了中國大陸公佈的“非典”外，另有“薩斯”及台灣地區的“煞”。前者為雙音節，後者僅僅是單音節。為什麼選用這些語素，除了音近外，原因不一，但是否非用某一語素，實無定論。新加坡報章倡議使用“沙斯”，減去“薩斯”的“薩”字而改用“沙”字，取其易認易寫。嚴格地說，此語屬于單純詞，所以語素不可分割，所更換的不過是半個語素。即使是這樣，在語素上有減有加卻是不爭的事實。雖然，“沙斯”一詞有其優點，但迄今未成為代替“非典”的詞語。
（三）
“薩斯”與“沙斯”是否成為“異形詞”？如果這兩個詞語継續分別地使用，彼此又不真正互換或出現“SARS”，卻又無所謂孰是孰非，用語者只好“因地制宜”。不過，從教學的觀點來看，不得不加以整理，不然就必須儘量兼顧不同的說法。如前舉的“安士”與“盎司”，兩者都學固然很好，但在教學上仍有取捨。
走筆至此，且舉近年常用的一個詞語“生源”稍加分析。也許十年前，“生源”一詞不大使用，但現在學府之間與傳媒之間，動輒引出“生源”這個雙音詞，指“學生來源”，頗有縮略詞的意味。倘非縮略，“生源”在語素的結合方面相當費解。其實，以前只說“生員”，意指“學生”，借用自古漢語。不過，“生員”所隱含的舊時代色彩太重，缺乏時代氣息。依語素加減律，去“員”補“源”，就另外構成一個新詞語。在這個意義上，語素加減律對我們認識新詞語或動手創用新詞語，大有裨益。
再如“厘清”與“理清”，各有用法，不宜相混。由于“厘清“一詞帶有文言的色彩，含“辨明”、“弄清楚”、“澄清”等意思，接近英語的“clarify”，如“厘清概念”、“厘清事實”。與此相對的，“理清”的“理”是另一個語素，聲調不同。“理”着重于“整理”“整理”、“條理”、“紋裏”，所以“理清”指“理出眉目”或“理出頭緒”之類，如“理清步驟”、“理清內容”之類。遺憾的是，“厘清”和“理清”這兩個詞語，都不曾收錄在《現代漢語詞典》（2005年修訂第5版）內。教學時對于怎麼“厘清”或“理清”某些概念，也就缺乏語料了。再說，在某些情境下，“厘清”與“理清”也有互通的時候。
又如“多姿多彩”，其中的語素“彩”，究竟是“彩”還是“采”，不乏是歧見。如果按語素加減律，則去“彩”加“采”，似無不可，何況詞典上注明“采”同“彩”。《現代漢語詞典》（2005年版）未收“多姿多彩”這一個詞絛，但不表示用語者不能用“多姿多彩”。李行健主編的《現代漢語規範詞典》（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第342頁則收了“多姿多彩”一詞，其“彩”字即“彩色”、“姿彩”的“彩”。由此可見，瞭解漢語構詞的語素加減律，對我們辨析詞語的詞形變化是具關鍵意義的。
比方說，越來越多用語者把“潮州”的“州”寫為“洲”，于是“潮州粥”、“潮州戲”、“潮州音樂”、“潮州俗語”都變成了“潮洲粥”、“潮洲戲”、“潮洲音樂”、“潮洲俗語”了。這裏的問題是，把“潮州”的“州”改為“洲”，在語素上，是減一個加一個，改後使得這個詞語從對變錯，不合事實。最嚴重的是，我們不說“廣洲”、“蘇洲”、“杭洲”、“貴洲”，何以偏偏要說“潮洲”？雖然說“水為財”，但“水越多越好”恐怕對于更動語素“于理不合”。在教學上，應該正視這一問題。否則，語素誤置的問題將越演越烈。這也就是說，任意對語素加加減減，一方面增加了異形詞的數量，一方面助長了“積非成是”的局面，何況有些“非”，並不是積累之後就轉為“是”。其間涉及千絲萬縷的語言演變的歷程，不應輕估。
（四）
以上所論，提綱挈領，主要闡明漢語構詞中不乏語素加減的特殊現象。適當地處理語素的“加”與“減”的問題，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瞭解新詞語的組成法則，也有助于我們深一層地辦析各類構詞原理。
對于漢語詞語的構詞規律，可探討的角度甚多；本文僅就思考所得，略抒一得之見，希望是野人獻曝。其他更繁複的用詞現象與語素組合的討論，有待他日，再予補充。
選自《華文老師》第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