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
我有位朋友姓餘，有人將他的姓氏字“餘”寫作“余”。他不意，指出：“我姓這個yú，不姓那個yú，兩字同音不同姓。”這個說法，是正確的。
“餘”是“餘”的簡體，從食，余聲，《說文解字》：饒也。”本義是豐足。作剩解，作後解，作數量零頭解，簡化字以同音字代替寫作“余”。由于“餘”與“余”詞義本不相同，在使用上，在理解上，往往混淆。比如，毛澤東《沁園春．雪》詞：“望長城內外唯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如果將“餘”寫成“余”，豈不大謬。因此，《簡化字總表》在“余”字下加了一條注釋：“在余和餘意義可能混淆時，仍用餘。”作為姓氏字，“餘”與“余”有區別，不可以“余”代“餘”。“余”是常見姓氏字，《百家姓》收錄，“餘”是罕見姓氏字，《續百家姓》收錄。晉有餘頠；後燕有餘蔚。
由此，筆者想到，在同意（或音近）代替的簡代字中，作為姓氏字使用時，如果繁簡二體是不同姓，應該區別，避免混淆。僅舉幾例：
“於”簡化以“于”代替。這兩個字歷史久遠，甲骨文中均已出現，只是古音不同──“於”與“烏”同字。作為虛詞，古今通用，都讀yú，“于”讀yú。《百家姓》收錄“於”和“于”這兩個不同姓氏字。明代有於竹屋、于謙，二人不同姓。
“範”簡化以“范”代替。這兩個字讀音雖相同，本義卻不同，而且是兩個不同姓氏字。漢代有範依、范滂，二人不同姓；宋代有範顯、范仲淹，二人不同姓。“範”作姓氏字用，部件“車”可簡化為“车”。
“幹”簡化以“干”代替。這兩個字不僅本義不同，讀音也不同。作為姓氏字，“幹”讀gàn，宋代有幹道沖，元代有幹勒忠；“干”讀gān，東晉有干寶。
屬于上述情況的還有：“後”簡化以同音字“后”代替；“後”與“后”不同姓。“徵”簡化以同音字“征”代替；“徵”與“征”不同姓。“醜”簡化以同音字“丑”代替；“醜”與“丑”不同姓。“鬥”簡化以音近字“斗”代替；“鬥”（dòu）與“斗”（dŏu）不同姓。等等。
還有一種情況更值得一說，這就是違背國家公布的簡化字使用的規範性，隨意以同音字代替姓氏字，名為“俗寫”，實為誤寫。比如：
以“付”代“傅”。這是兩個不同的姓氏字，以明代為例，御史付吉與穎國公傅友德，二人不同姓。
以“肖”代“蕭”。“蕭”是“蕭”的簡化字，讀xiāo，本義植物艾蒿。“肖”讀xiào，從肉，小聲，本義形體容貌相似。這是兩個不同姓氏字。“蕭”是常見姓氏字，《百家姓》收錄：“肖”是另一個姓氏字，《續百家姓》收錄。明代有人名肖靖，“褒城人，宣德中解元。”（見明凌迪知《萬姓統譜》）
以“豆”代“竇”。“竇”是“竇”的簡化字，作為姓氏字，《百家姓》收錄。“豆”是另一個姓氏字，《續百家姓》收錄。東漢外戚竇武與關內侯豆如意，二人不同姓。
以“蘭”代“藍”。“蘭”是“蘭”的簡化字；“藍”是“藍”的簡化字。這兩個形聲字的本義是指兩種不同類的植物。作為姓氏不同源，“藍”，《百家姓》收錄，“蘭”，《續百家姓》收錄。
以上僅是舉例。在姓氏字中，隨意以同音字代替，這在諸多媒體上屢見不鮮。2007年4月25日，某報披露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對全國戶籍人口的一項統計，我國姓氏排座次前100位中有“肖”、“付”兩姓而無“蕭”、“傅”兩姓。同版“相關連接”又刊登2006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研究資料，我國姓氏排座次100位有“蕭”、“傅”兩姓而無“肖”、“付”兩姓。這實在令人迷惑不解。
也許有人會說，姓，只不過是某一氏族或家族共同使用的標誌性符號，何必如此咬文嚼字斤斤計較？其實不然。
我國是世界最早使用姓的國家，大約在5000年前，姓就被確定為世襲，由男系傳遞（自然是進入父系社會，至于有人從母姓另當別論）。這比“老外”早多了，比如，日本，公元5世紀晚期才產生姓，歐洲大陸普遍使用姓至今不足500年。有些國家使用姓更晚，拿土耳其來說吧，1935年才以法律形式規定人人必須有姓。
國家為什麼要以法律形式規定公民使用姓？為什麼不準隨便改變姓？為什麼書寫姓氏字要準確無誤？這不單純如古人所說是為了“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班固《白虎通．姓名》），而是文明社會使然。理由有二：
一、姓氏，涉及多邊科學，如歷史學、社會學、語言學、文字學、地理學、民族學、民俗學、人口學、遺傳學、發育生物學，等等。就拿遺傳學來說吧，現在中國人的姓，大部分是從幾千年前代代相傳下來的。這種源遠流長的姓氏，包含了豐富的群體遺體學信息。
二、姓氏字是否準確無誤，在現實生活中也同樣關係重大，如戶籍管理、刑案偵破、人名檢、史地考查、出版印刷、社會交際等，無一不與姓氏字有關。
由此論斷，有些姓氏字由于採用同音替代方式簡化從而造成異姓混亂，這種現象，理應杜絕。姓氏字準確性、規範性關係重大，不可等閒視之。
選自《漢字文化》2008年第3期